歷程—講述敦煌石窟藝術背後的故事
歷程—
講述敦煌石窟藝術背後的故事
百年漫漫求索中，一代接續一代，用一生踐行信念。
舍己成眾間，支撐起不滅心燈。
大行無言處，敦煌，歷歷新生……。
風雨敦煌
西元1900年，曾經繁盛千餘年又沉寂數百年的莫高窟重現於世，石破天驚，敦煌再次吸引世界的目光。然而，此時的莫高窟，受到自然侵蝕和人為破壞，一片蕭條。上世紀40年代初，正值外敵入侵戰火紛飛，在有識之士的積極呼籲下，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了。一批藝術家滿懷對敦煌藝術的嚮往，離開後方城市，在莫高窟紮下根來，開啟了對莫高窟的管理、保護、臨摹和研究，從此結束了莫高窟無人看管的歷史，敦煌石窟重獲新生。
由於歷史和自然的原因，15世紀以後，敦煌石窟由盛而衰。至20世紀上半葉，神聖的藝術殿堂呈現出一派蕭條破敗的景象，流沙掩埋，崖體坍塌、塑像傾倒、壁畫脫落、起甲、酥堿等多種病害不斷滋生。更為不幸的是，一百多年前藏經洞發現之初，伴隨著對文獻的掠奪，莫高窟壁畫、彩塑也難逃厄運，遭遇了自然和人為的雙重破壞。
1900年6月22日，道士王圓籙偶然發現了掩藏在莫高窟第16窟壁畫背後小小的第17窟——「藏經洞」，塵封千年的寶庫隨之重現世間。
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王道士的愚昧無知，加上社會動盪，被學者們譽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，中國考古史上四大發現之一的大批敦煌遺書和石窟中的諸多珍寶，先後被斯坦因、伯希和、華爾納、大谷光瑞、吉川小一郎等多國「探險隊」捆載而去。而當時中國一些地方官員以權謀私，暗中盜竊，加劇了這些文物的流失。最終分散於世界十三國家的五十七個機構及不少私人手中，至今難以聚首，有的甚至已經軼失，難覓蹤跡，造成無可挽回的損失。
先驅足跡
一大批學者走出書齋，遠赴西北考察研究敦煌石窟、臨摹壁畫，於是有了畫家李丁隴、張大千、「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」、「西北史地考察團」等的敦煌之行。
1937年10月—1938年6月，時任西安中華藝術專科學校校長、西北文物委員會委員。獨自一人在敦煌探險，並臨摹壁畫一百餘幅。1939年在蘭州、西安、重慶等地舉辦了「李丁隴敦煌壁畫臨摹展」，自此開啟了中國畫家們臨摹研究敦煌壁畫藝術的序幕。
1941年在看到李丁隴臨摹的敦煌壁畫，張大千對敦煌十分嚮往，當即自籌資金，攜家眷、率門人子侄及喇嘛、畫友等數十人，從天府之國遠赴敦煌。1941年至1943年期間，為「究探六法藝事之根源，以求六朝隋唐之真跡」，張大千考察、臨摹石窟壁畫276幅，於1943年先後在蘭州、成都、重慶等地多次舉辦「張大千敦煌壁畫臨摹品展」，並出版了畫冊《大風堂臨摹敦煌壁畫》。這一壯舉使得塵封千年的藝術寶藏盡為國人所知，讓普通民眾再次驚歎莫高窟佛教藝術的偉大，他也因敦煌而成為一代繪畫大師。
1941年秋，監察院長于右任視察河西。「斯氏伯氏去多時，東窟西窟亦可悲。敦煌學已名天下，中國學人知不知？」這是于右任參觀莫高窟後寫下的《敦煌紀事詩》中的一首。面對莫高窟滿目蒼痍、流沙堆掩的現狀和前景，憂心如焚。提議將莫高窟收歸國有，建立保護機構，以便管理、保護、研究和宣傳敦煌文物藝術，並積極奔走呼籲。
在於右任的倡議下，教育部組織「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」，以畫家王子雲為團長，於1942年赴敦煌考察，歷時半年多，拍攝和記錄了大量莫高窟珍貴資料。
1942年6月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、中央博物院籌備處、中國地理研究所三個學術團體組成「西北史地考察團」，考察敦煌石窟，測繪丈量和拍攝洞窟，並對敦煌文物古跡進行踏查，成績斐然。
砥礪新生
1943年，在有識之士痛心疾首的大聲疾呼中，行政院通過決議設立敦煌藝術研究所，隸屬教育部。1944年1月1日，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正式成立，由留學法國歸來的油畫家常書鴻任首任所長，延聘一些畫家和學者，在異常艱難的條件下，走上了敦煌石窟文物保護、臨摹、研究漫長而艱辛的道路。它標誌著莫高窟結束了長期無人管理及屢遭破壞的歷史，開始了對石窟的初步保護。
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時期（1944-1949年），先後有許多有志青年，以飽滿的熱情，投身敦煌文物保護研究工作。在當時物資匱乏、生活極其艱苦的條件下，竭盡所能，開展了有限的石窟保護、整理、維修、臨摹、研究工作，使敦煌石窟的面貌得到了初步的改觀。
秉燭前行—常書鴻
1904年出生於杭州。1927年赴法留學，先後在里昂美術專科學校和巴黎高等美術學院學習。1935年秋，常書鴻在巴黎塞納河畔一個舊書攤上，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編輯的一部名為《敦煌圖錄》的畫冊，全書共分六冊，約400幅有關敦煌石窟和塑像照片。他十分驚奇，經人指點，他走進離書攤不遠的巴黎吉美博物館，看到大量伯希和從敦煌盜劫的文獻、畫卷等稀世珍寶。由此常書鴻方知在中國還存有這樣一座藝術寶庫，在國外引起轟動而中國人卻不知，他內心感到深深地震撼。
常書鴻歸國後不到一年，抗戰全面爆發。1943年，在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的推動下，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會成立，常書鴻擔任副主任委員，他自告奮勇願意遠去敦煌籌備研究所成立事項。1944年元旦，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，常書鴻任所長。從此，一腳踏入莫高窟，開始了他長達半個世紀的藝術和人生苦旅，把自己的一生無私地奉獻給了敦煌。
面壁鑿光—段文傑
1944年，張大千臨摹的敦煌壁畫在四川展覽，一時轟動山城，排隊購票者長達一裡多，可謂萬人空巷、觀者如潮。在參觀人群中的段文傑，當時還是一名重慶國立藝專的學生。跑了30裡山路來觀看，第一天竟然沒有買到票，於是第二天又去。這一看不得了，居然把自己看到了敦煌，而且一去就是一輩子。「看到張大千先生的臨摹作品後，我著了魔。」1945年國立藝專畢業的段文傑，義無反顧地離開繁華的陪都重慶，向著心中的藝術聖地敦煌進發。段文傑這一去，跟家人離別長達10年，1956年，段文傑首次回四川老家探親時，兒子已經12歲了。
置身敦煌七十多個春秋，段文傑臨摹歷代壁畫380餘幅，開創一整套完整科學的臨摹體系和美術研究方法，培養了一支全國獨有的專業臨摹隊伍。為保存、傳播不可移動的敦煌藝術貢獻卓著，厥功至偉。
作為敦煌學研究的領軍學者和集大成者，建構起相對完整地敦煌石窟藝術發展史體系，創辦了國內第一家敦煌學專刊《敦煌研究》；率先在國內主辦了敦煌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，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敦煌學研究走向世界。
1982年段文傑繼常書鴻之後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，1984年任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。積極拓展石窟保護國際合作專案，將石窟保護和敦煌學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起點，具有創新意識和遠見卓識。傾注心力構建人才梯隊，愛護和著力培養年輕學者，為敦煌研究院各項事業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石，為敦煌文化的弘揚做出了傑出貢獻。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列入「世界遺產名錄」。
